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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都涉及三个基本方面:对什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怎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及如何维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效果。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三个基本纬度。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由于内部心理与外部环境、个人与他人的截然分割,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这三个基本纬度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妨碍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虽然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各自的哲学基础出发尝试消减这种分割的状态,但无法消除这种分割状态的根源:对人的意识超越自身的灵性的忽视。60、70年代兴起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和超个人社会工作(transpersonal social work)以及随后开展的有关灵性(spirituality)的研究发现,人的意识具有超越自身的特性。这为弥合内部和外部、个人和他人的冲突整合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但目前西方的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的研究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假设,也没有人尝试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整合起来。基于此,引入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基本纬度的整合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将西方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本土的简洁、快速、有效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式。
关键词:社会工作 三个纬度 超个人视角 灵性 天人合一
怎样提高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怎样让西方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和方法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本土的简洁、快速、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方式,这是面临中国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挑战,尤其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希望社会认同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是否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最终取决于它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效。本文首先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基本纬度以及专业化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展开讨论,然后以60、70年代兴起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超个人社会工作(transpersonal social work)以及灵性(spirituality)的研究为基础探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整合的可能性,最后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整合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的理论框架。
一、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及其专业化过程中呈现的基本问题
任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开展都会涉及三个基本的方面:对什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怎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及如何维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效果。社会工作者从一接触服务对象开始直到专业服务结束都会面临这三个方面的提问。对什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是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即帮助服务对象什么,涉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宽度,是服务对象的能力建设部分;怎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是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介入的心理层面,即从什么心理层面着手影响服务对象,涉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心理深度,是服务对象的心理调适部分。无论微观的个案工作还是相对宏观的社区工作,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何维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效果包括怎样让服务对象的改变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的改变连接起来,支持服务对象的发展,涉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社会广度,是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部分。显然,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这三个基本方面紧密相关,构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在社会工作者的每一次专业服务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
社会工作的产生离不开宗教的影响,但随着宗教与政府的分离以及服务对象自决原则的强调,灵性逐渐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再仅仅被当作宗教中的一种特殊现象,[1](P299-310)、[2](P24)像苏珊·斯宾塞(Susan Spencer)和夏洛特·陶瓦鲁(Charlotte Towle)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希望把基督教中的宗教价值原则普遍化作为社会工作的一般指导原则成为社会工作科学化发展的一部分。[3](P19)、[4](P8)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直接以当时的实证主义科技理性为基础消除社会工作发展之初的宗教色彩(nonsectarian),[2](P24)使社会工作更加科学,以便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样,灵性就从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物质、理性的人。
在实证主义视角下,服务对象的问题从整个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宽度局限在服务对象有问题的生活方面,是对问题和不足的修补。由于服务对象被视为需要分析、帮助的对象,服务对象的心理自然也就作为服务对象自身内部某种特征和状况。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心理深度也就自然集中在服务对象内部心理的某个层面。内部和外部处于截然分割的状态。这种截然分割的状况在个人与周围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或者周围他人成为服务对象发展的可利用资源,或者服务对象放弃自己的要求认同社会的变革,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社会广度上出现个人与周围他人难以调和的矛盾。显然,实证主义视角不仅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宽度局限在服务对象有问题的方面、专业服务的心理深度集中在内部心理的某个层面、专业服务的社会广度聚焦在服务对象个人或者周围他人,更为重要的是,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相互割裂,无法有机地整合起来。而在实际生活中,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认识到了这种割裂,希望通过强调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发展潜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宽度从服务对象的问题转到能力,让服务对象自身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关注服务对象心理层面中的意义价值部分。[5](P174-197)虽然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扩展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宽度和心理深度,但仍把心理视为个人的、内在的特征,无法消除内部心理与外部环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实证主义分割。强调主观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把人的内在本质的探索引入我你之间相互建构的人际网络中,尝试把内部与外部、个人与他人紧密联结起来,使得心理不再局限于个人,与他人紧密相关;社会不再局限于结构,是人之间的主观建构过程。[6](P168-175)但是,由于对意识超越自身特性的忽视,主观建构只能停留在不同主体的现实交往层面,关注不同主体相互之间具体交往的过程,而人对不同于己的周围他人、环境的接纳以及自身原有心理境界的超越被忽视。这样,内部心理与外部环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在能力建设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仅仅关注能力积极建构的方面,忽视对问题所表现出来的限制的超越以及不同能力之间的整合,缺乏整体性。
显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基本纬度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冲突已不是简单的方法和技巧的问题,涉及精神与身体、自我与他人、人类与环境等之间的内在矛盾。[7](P42)、[8](P140-149)、[9](P391-420)、[10](P4-5)现代文明让一切东西变的世俗化,[11](P101-108)这种物质化的趋向必然伴随着灵性的缺失,[12](P462)、[13](P119)、[14](P24-28)、[15](P273-283)、[16](P153-161)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冲突与人的内在危机相互影响。[17](P39-66)、[18](P90-101)美国心理学家塔特(Charles T. Tart)在获得2005年亚伯拉罕·马斯洛心理学奖时声称,未来的心理学是有关精神和灵性研究的科学(a science of mind and spirit),认为灵性是人的本质不可缺少的部分。[19](P46)、[20](P131-143)这种包含灵性的视角是对仅仅限制在自我之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观点的超越,[21](P227-241)是对实证主义视角下的注重个人、理性、自我的基本理论假设的挑战。[22](P23-44)、[23](P23-41)强调个人的视角来源于牛顿的科学世界观,[24](P89)、[25](P24)、[26](P78)这种世界观忽视了人能超越自身的能力。[7](P45)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现代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困扰直接源于科学和宗教、物质和灵性的截然分割,[27](P14)忽视生理上的治疗与精神上的发展之间的关系。[28](P83)解决的唯一途径是融合物质和灵性,[27](P13)让两者相互对话,[29](P147-153)建立一种既包含理性科学知识又饱含内在灵性经验的新的视角。[30](P257-276)
二、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和超个人社会工作(transpersonal social work)
对人的意识的超个人属性的直接关注可以追溯到精神分析学家阿萨吉奥利(Roberto Assagioli)和荣格(Carl G. Jung)。阿萨吉奥利认为人有追求灵性生活的能力,[31](P105)、[32](P98)而荣格直接把个人的发展与包含“内在上帝(God within)”更高层次的自我关联起来。[33](P76)40年代中期兴起的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以及随后产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潮把心理学关注的焦点从过去的人性的不足转到人性中健康、发展的方面,让很多学者跳出西方传统心理学的视角,开始吸收东方的哲学思想探索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灵性等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为超个人心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2](P25)、[34](P95)、[35](P43)、[36](P102)、[23](P26)、[37](P47-51)但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仍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限制的个人的范围内,并没有把这些内容与超越个人的灵性连接起来。[35](P95)超个人心理学的产生还与迷幻药以及意识的交替状态的研究紧密相关,研究者发现人的意识存在一种超越个人的状态。[38](P39-58)除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外,超个人心理学的出现主要受到存在主义哲学、超个人心理动力理论以及意识交替状态研究的影响。[39](P527-534)、[23](P95)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超个人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价值缺失、灵性追求的要求相对应。[40](P234)、[41](P49)、[42](P32-41)、[43](P4)
超个人心理学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67年根据自己的有关自我实现经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在1969年马斯洛正式发表了这篇论文。[44](P99)他希望借助自我超越的概念(self-transcendence)扩展人的超越自我的潜能。他认为超个人心理学超越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转向以整个宇宙为中心。[45](P53)早期开展有关超个人心理学研究的还有安东尼·苏提曲(Anthony Sutich)等人,这些人成了超个人心理学研究的先驱者。[46](P397-404)、[37](P47-52)、[47](P115-123)许多其他研究者紧随其后,像思塔尼斯劳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弗拉西斯·法根(Frances Vaughan)、罗杰·瓦希(Roger Walsh)、密切尔·瓦希本(Michael Washburn)和凯·威尔伯(Ken Wilber)等为超个人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凯·威尔伯影响很大,他把东方的有关冥想的心理学(eastern contemplative psychology)与西方的心理学结合起来提出包括超意识(transconsciousness)部分的全意识范围的服务模式(a full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model),并与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可能遭遇的困难以及服务介入的方法连接起来。[22](P25-26)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认识到灵性是人的需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帮助服务对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内容。[48](P36-45)、[49](P77-94)、[50](P7-12)、[51](P79-88)自从超个人心理学被主流的心理学确认为第四次思潮,社会工作也开始受到它的影响,一些社会工作者尝试把超个人的视角运用到临床实践和社会政策领域,[52](P63-70)、[53](P124)把灵性视为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54](P35)、[49](P77-94)、[23](P96)在80和90年代,灵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在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被认可。[55](P30-46)、[56](P238-247)、[48](P36-45)、[2](P132)、[39](P527-534)、[57](P663-698)、[58](P6-8)[59](P5-21)、[49](P78-79)、[53](P124)、[60](P12-23)、[23](P96)、[61](P142)、[62](P190-203)
目前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涉及超个人视角的理论模式、[2](P45-53)、[63](P5-21)、[64](P330-340)、[65](P118)、[66](P29)、[67](P133)、[68](P22)、[69](P2-11)、[70](P19-46)、[71](P5-32)、[72](P10-35)超个人心理学与荣格心理学以及人本心理学的关系。[73](P7-16)、[74](P42-52)一些学者把超个人心理学的视角与深度生态哲学(deep ecological philosophy)思想联系起来,认为意识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纵向的方向上,同时也体现在横向的与他人、自然环境的关联中。[22](P23-44)、[75](P239-270)、[76](P129-135)、[77](P116-120)、[18](P90-101)、[78](p147-153)、[79](P320-324)由于超个人视角总是和灵性联系在一起,超个人的经历、[80](P12-18)、灵性的经历[81](P92-100)和危机[82](P12-18)、[83](P138-144)自然成为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的研究内容。超个人视角的引入扩展了对人的理解,灵性也成为生理、心理和社会之外的人的能力的重要方面,[84](P63-76)[71](P18)在临床的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85](P51)、[86](P187-197)、[87](P217-225)、[88](178-184)、[89](P9-11)、[90](P421-424)、[91](P68-82)在实务中,超个人视角主要运用于危机的处理、[92](P363-371)、[93](P38-43)、[94](P109-134)、[2](P101-136)、[57](680-681)、[95](P67-80)、[96](P1-15)、[97](P367-376)、[23](P96-98)、[98](P89-103)、[99](P402-413)创伤的治疗、[100](P115-127)、[101](P555-564)、[102](P28-33)、[103](P215-228)化学药物依赖的治疗、[104](P251-262)酒精依赖的治疗、[105](P337-354)、[106](P79-95)家庭支持、[107](P133-142)婚姻关系的改善[108](P163-174)和社会工作教育。[48](P15-24)、[42](32-42)、[109](53-64)、[110](P7-28)
三、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的兴起使得灵性成为研究的关注焦点。显然,超个人视角中涉及的灵性与宗教并不直接等同,是人的存在的某种本质特征,帮助人超越理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11](P124)、[42](32-42)关于灵性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有关神圣的经历和感受。不少学者把灵性视为人与超越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力量的交流,在交流中表现出神圣感、一体感和超越感;[31](P105)、[112](P25-31)、[113](P45)、[2](P44-45)、[63](P5-21)、[64](P330-340)、[114](P72)、[115](P99-124)、[116](P200-210)、[117](P41-45)、[118](P198-217)、[119](P7-9)、[120](P62)二有关相互关联的经历和感受。这种经历和感受帮助个人超越自身与周围他人以及自然环境连接成有机的整体;[121](P12-22)、[122](P65)、[56](P238-247)、[123](P3-13)、[1](P173)、[2](P44)三有关整体的经历和感受。这是在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中讨论最多的方面,帮助个人直接面对价值和伦理的挑战,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连接起来,提供行动的内在持久的动力和整体的感受。[111](P25)、[121](P3-13)、[2](P45-49)、[63](P5-21)、[124](P223-227)、[57](P669)、[49](P270)、[114](P72)、[125](P41)、[126](P143-163)、[127](P87-91)、[128](P167-186)、[129](P2-5)、[130](P13-18)、[118](P198-217)、[131](P4-23)、[132](P288)、[120](P62)
显然,灵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对原有的限制在个人自身内部的自我概念的修正,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实证主义所推崇的个人、理性、自主等基本的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把人放在与自己、周围他人以及未来的关联中考察生活的基本状况,让人直接面对和超越自身面临的生活限制。这样,个人的健康发展就包含了超越自身与更高层次的力量交流的超越感、与周围他人和环境交流的连接感以及与自身交流的整体感。虽然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的限制和困境,但并没有跳出理性主义的限制,忽视人的超越自身的灵性。因此,灵性概念的引入不是简单地扩展了原有对人的潜能的看法,在原有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纬度上再增添灵性的纬度,而是整个理论观察视角的转变,即在与更高层次力量、周围他人以及自己的交流和超越过程中理解人的日常生活状况。[39](P527-535)、[57](P693)、[42](P32-42)、[126](P143-163)、[20](P133-134)
虽然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但是由于灵性概念的不清晰,导致超个人视角本身缺乏一致、清晰的理论逻辑框架。[27](P8-9)、[133](P165-179)女性主义者在批评凯·威尔伯的超个人心理学时指出,超个人心理学缺乏关系的视角和生态的意识,只注重西方男性社会的逻辑:个人理性的发展和超越。[134](P3-11)这样的批评同样适合其他的超个人视角的理论。由于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逻辑框架,个人在与更高层次力量、周围他人以及自己交流过程中的三个方面的超越缺乏整合的考察。一些敏锐的学者提出,西方心理学注重的个人、理性的自我必须与东方注重整体、超越的自我相结合,才能真正找到出路。[135](P89-101)、[99](P407)
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基本纬度整合的基本理论框架
中国哲学始终把个人面对和超越自身的限制与更旷阔的生命连成一体视为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超越自身的不同方面,提升自己的生活境界,并与代表生命的最高层次的天合为一体——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136](P138-181)、[137](P49-84)、[138](P33-35)、[139](P200-207)这样,在对自我的假设上与西方心理学根本不同,自身包含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阴和阳),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交流构成自我的变化发展。依据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假设自我包含个人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构成自我变化的整体。用图来表示如下:
个人
他人或者环境
个人在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交流过程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超越要求:一与自身不同方面的交流实现整体的要求,即人的能力建设的纬度;二调整自己的内心状况与未来交流,实现超越的要求,即心理调适的纬度;三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交流,实现连接的要求,即社会支持的纬度。既然人的能力建设是在个人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交流过程中实现的,就不仅包括“问题”的部分,同时还包括优势的部分以及日常生活安排的部分。关注的焦点也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个人在与周围他人或者环境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三部分能力具有不同的功能,“问题”中能力的调动能够直接消除困扰,但难度比较大;优势中能力的发挥能够消解困扰,而且比较容易展开;日常生活安排中能力的发掘具有更大、更持久的影响。三个方面能力的运用和整合就能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建设的宽度。在心理调适方面,可以把原有的注重某个内部心理层面扩展成信仰价值、意识和无意识等三个不同层面,让心理调适的内容包括超越自身意识的信仰价值部分,并将整个内部心理的不同层面连接起来,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心理调适的深度。由于他人或者环境是个人自我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平等交流的部分,而不是个人自我发展的外部条件,因而在社会支持方面,就不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服务介入策略,而是相互支持的多中心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社会支持的广度。
可见,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引入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从新的视角理解物质和灵性的关系,扩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三个纬度的范围,提高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能够提供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纬度的整合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这样,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既具有能力建设的宽度、又具有心理调适的深度和社会支持的广度,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构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不可缺失的三个方面,以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灵活性、整体性和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融合让中国社会工作者在运用西方专业化的服务模式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时警觉其背后的注重个人、理性和独立的基本理论假设,避免以科学和专业化的名义忽视或者轻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和能力。
五、总结
任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开展都会涉及三个基本方面:对什么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怎样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及如何维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效果。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构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建设的宽度、心理调适的深度和社会支持的广度。在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由于内部心理与外部环境、个人与他人处于截然分割的状态,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集中在服务对象“问题”的治疗,关注服务对象某个心理层面的调整,注重以服务对象或者周围他人为重点的单中心的服务策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纬度处于割裂的状态。
虽然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理论框架的局限,尝试消减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纬度之间的割裂状态,但由于对人的意识具有超越自身的能力——灵性的忽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三个纬度之间的根本冲突。60、70年代兴起的超个人视角以及随后开展的有关灵性的研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观察视角,让社会工作者在观察与更高层次的力量、周围他人以及自身的交流和超越过程中理解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但是超个人心理学和超个人社会工作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尝试整合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基本纬度。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的自我视为包含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两个不同部分,这两部分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不断超越自身的限制并与更旷阔的生命连成一体。依据这样的基本理论框架,不仅可以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能力建设扩展成“问题”中的能力、优势中的能力和日常生活安排中的能力等三个不同方面,心理调适扩展成信仰价值、意识和无意识等三个不同层面以及社会支持扩展成多中心的服务介入策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纬度整合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把西方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本土处境的简洁、快速、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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